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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深一步的探究机构是如何在产品投资中考虑ESG因素的，我们调查了机构实施ESG投资的主要策略，51%的机构采取负面筛选与积极筛选并重，17%的机构主要采取负面筛选策略，也有29%的机构没有具体策略。而在上一问题中，94%的机构选择在个别、少量、大部分、全部产品等不同程度上考虑了ESG因素，但是在这一问题中，没有具体策略的机构占比达到了29%。可见，并不是所有在产品投资中考虑ESG因素的机构都有较为固定、成体系的投资策略。

过去三年，阿里巴巴和苏宁在零售业展开深度合作，持续提升双方的合作价值和市场竞争力。双方在联合采购、天猫旗舰店运营、物流服务、O2O融合等领域的合作。2015年8月，阿里投资约283亿元参与苏宁的非公开发行，占苏宁总股本的19.99%，成为苏宁云商的第二大股东。

（三）应探索适合我国本土化的ESG投资标准基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、投资者需求偏好、文化差异等，ESG投资在应用中展现出很多独特的特点，形成多样化的投资风格，ESG三大因素的具体内涵和标准也会有差异性。以“社会Social”为例，国际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较为成熟，公司治理、信息披露、投资者保护等各项机制较为健全，对人权方面的重视程度更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“社会Social”更强调企业经营的社会外部性以及对人的重视，包括劳工、健康和安全、人权和社区、产品责任、人力资源发展等。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，经济发展处于调整转型时期，ESG发展相配套的政策法规、信息披露、评价机制等基础体系尚不健全，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深具特色。资本市场散户化特征明显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够；公司治理偏离信托要求，投资人利益无法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保证；投资运作短期化、投机性趋势严重，缺少长期核心价值；上市公司分红机制不成熟，很多公司成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企业履行“社会Social”的责任首先面对的群体是广大投资者，特别是中小投资者，只有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良好、实现正常分红、为社会带来投资价值的基础上，才能为更高层次的“社会Social”贡献力量。所以，在总结各国经验和最佳实践的基础上，我们应探索贴近我国实际国情和市场本质的评价标准。

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·贾瓦德·扎里夫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反对。[规模有限]莫里森21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，澳大利亚打算派遣少数部队、一架侦察机和一艘护卫舰赴海湾，加入美国主导的护航行动。莫里森特别强调：“我们的贡献规模有限，时间也有期限。”他说，澳大利亚将在今年年底前派出一架美制P-8A型“海神”反潜巡逻机，执行一个月任务；护卫舰的任务期限为6个月，从明年1月开始。

一切改革都应该关切民众的基本诉求，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化解民众的疑虑。当前我国个人和企业税负沉重的问题是客观事实，社保税费征收改革既要保障民众社保资金，更要重视个人和企业的关切。社保缴费与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，在新的形势下，无论是税收征缴方式还是管理模式，都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。但不管怎么改，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激活经济主体的活力，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何代欣强调，该项规定也是出于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考虑。基础设施投资对资金的需求量大，给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带来压力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，过度超前的项目会加剧财政负担，造成新的不确定性风险。考虑到地方的财政状况，本次意见的出台，是让地方政府量力而行，一些不具备财政资金投入能力的地方政府就不会匆忙上地铁项目。即使有迫切需求，也会更加谨慎地评估项目的可持续性。